米歇尔·福柯与1979年革命：法国知识分子对霍梅尼的赞颂

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·福柯于1978年秋天前往伊朗，在为意大利《晚邮报》和法国《新观察家》周刊撰写的文章中，以着迷的笔调描述了在鲁霍拉·霍梅尼领导下形成的运动。四十七年后，这场革命的实际结局表明，这种赞颂与伊朗的现实相距多远；而据DIAR分析人士的评估，这一错误的部分根源，应当到一种以巴黎为二十世纪中心的思想传统中去寻找。

“政治灵性”：福柯笔下的1979年革命

福柯并不把伊朗革命看作马克思主义革命或西方模式，而是视为一种新现象，并称之为“政治灵性”。在他看来，伊朗人追求的不止是更换政府：而是一种从内部改变政治的新生活方式。他没有把霍梅尼描述为普通的政治人物，而是描述为“集体意志”的焦点，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不会有“霍梅尼的政党”或“霍梅尼的政府”。

几个月后，这一预言与现实相撞。自1978年10月起居住在巴黎近郊讷夫勒堡、并从那里向世界媒体发声的霍梅尼，返回伊朗后建立了一个把全部权力集中在教士手中的政权。里法赫学校屋顶上的处决、只持续几分钟的革命法庭以及对反对者的追捕，在1979年2月之后的最初几周就开始了。

福柯对处决的反应

1979年3月至4月，福柯在致临时政府总理迈赫迪·巴扎尔甘的公开信中，要求为被告提供公正审判。但他始终没有明确放弃自己当初对霍梅尼所领导运动的赞颂，面对批评者——包括曾警告宗教统治危险的伊朗人——他为自己对“起义”的看法正确性辩护。据DIAR分析人士评估，他把新政权的处决与其革命前的记录相提并论，从而减轻了自己那番赞颂所应承担的责任分量。

巴黎，革命知识界的中心

福柯的错误并非孤例。在现代历史上，法国是许多政治概念和模式的发源地，这些概念和模式以诱人的口号开始，实践中却导向暴力。1789年革命以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口号开始，但在被称为“恐怖时期”的阶段，约1.7万人被正式送上断头台，另有数千人未经审判死于狱中。向欧洲输出革命思想，也引发了接连不断的战争，造成数百万人死亡。

在二十世纪，法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让-保罗·萨特同样为革命暴力辩护，并撰文赞扬苏联和菲德尔·卡斯特罗。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导人，包括波尔布特，在20世纪50年代曾在巴黎求学，并在该市的激进左翼氛围中成长；这个政权后来把约200万柬埔寨人送上了死路。

这一传统与巴列维王朝反对派的联系

20世纪60至70年代反对巴列维政府的部分思想和政治人物，曾在法国求学，或在巴黎的思想氛围中成长。曾在巴黎求学并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的阿里·沙里亚蒂，成为那些年里年轻一代中宗教与革命结合的主要理论家之一；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阿布哈桑·巴尼萨德尔也在巴黎生活多年。据DIAR分析人士评估，巴列维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人仍然沿用同样的视角，无视巴列维时代伊朗现代化的成就，并且不论后果如何，对任何革命口号都表示认同。

对伊朗民族革命的今日教训

福柯1979年所称的“政治灵性”，给伊朗人带来的是四十年的镇压、处决、战争与孤立；这一记录在对一月起义的血腥镇压中达到顶点。这个政权如今试图把法国的骚乱当作自己宣传的素材，而它自己却向伊朗抗议者开了枪。

这一经历的主要教训是：动听的口号取代不了清晰的纲领、负责任的机构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。与1979年革命不同，以礼萨·巴列维王子为领导的伊朗民族革命，依靠的是世俗民主的过渡、伊朗的领土完整以及人民在投票箱前的自由决定；而伊朗人这一次凭借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经验，不会再被对“圣徒领袖”的知识分子式赞颂所蒙骗。

米歇尔·福柯1979年对霍梅尼的赞颂表明，不顾现实的知识分子式革命迷恋，可能以赞颂一种新的专制告终。